肇始于资本主义时代的全球化以传统经济要素的全球流动为内容，它与当下以数据流动为内容的数字全球化大相径庭。当下的数字全球化的根本动力在于技术，而且技术不是助推力，而是一种牵引力；而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的动力更多的是资本欲望，技术和分工只是一种助推力。数字全球化彻底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的资本—利润单向式流动的展开方式，而形成了技术与数据流营造的多元、共赢、包容式展开方式。数字全球化以无形或虚拟的形式在全球展开；而且技术和数据还不断对数字全球化赋能，使之不断获得全球展开的加速度。然而，“数字鸿沟”和数据流必然引发全新的安全问题，而数据监控和对国家安全的忧虑又可能会引起数字全球化陷入数据流的闭环系统。这样的闭环系统与全球化的开放系统是相悖的，其结果有很大的可能性是数字全球化的衰竭。人们很少感知这样的风险，但在技术异化之下这种风险的确存在。

　　冷战结束以后的30多年里，尤其是最近的十年中，不仅全球化的发展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全球化本身也与以往大相径庭。有观点认为，特朗普政府所推行的政策是一种“去全球化”、反全球化的政策，但事实上当时的特朗普总统并非主张逆全球化，而是认为美国在既有的全球化体系中失去了太多的利益，而美国失去的恰恰是中国所获得的，基于这样的认知逻辑而要提高全球化的门槛，尤其是全球贸易体系的门槛，以便将中国屏蔽在新的全球化体系之外，这就是所谓的“再全球化”。在新冠疫情冲击之下，全球产业链、全球供应链、全球价值链中断，从而进一步使得全球化严重受阻，然而无论是美国的“再全球化”还是新冠疫情的冲击都不能使全球化的趋势逆转，这些依然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在21世纪的表现。

　　本文所讨论的数字全球化，是指基于新兴技术且在新兴技术的拉力（而不是助推力）之下而形成的一种全球化，它与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具有本质上的区别。

　　数字全球化自然不会完全脱离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而形成，而是在传统全球化的基础上产生，只是与传统的全球化相比，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换言之，数字全球化与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产生的原因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关于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发生学问题，最经典的阐释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宣言》。《宣言》指出：“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公司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有了新航路之后，“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发展起来，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在这种情形下，“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从而“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

　　上面这几段文字是关于全球化最早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了生产力的发展是全球化的初始动力，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世界市场和“世界性的生产和消费”（即全球化）。全球化又反过来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甚至促进整个世界生产关系的变革，即“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不过，亚当·斯密比马克思更早涉及全球化分析。斯密在被后人奉为“经济学的圣经”的《国富论》一书中开篇就指出：“分工的出现大大地提升了生产力，使劳动中的技巧、娴熟度和决策更为重要。”斯密认为，分工导致生产的社会化。正如他所说的，分工“第一，让每个劳工的熟练度增强了；第二，分工节省了劳工在不同工种之间转换所消耗的时间；第三，促进了不少机器的发明，简化了工序。节省了劳力，使一个人完成以前好几个人的工作”。尤其是第二点表明分工避免了一个人为完成一个产品而成为“全才”的现象，从而促成了以分工协作为主要形式的生产社会化。生产社会化也会导致分工进一步扩大，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走向世界各地。因此，只要分工存在，社会化生产就必然存在，因而分工的全球化也就不可逆转。

　　另外，斯密还指出：“在相隔很远的两个地方之间，商品的真实价格与货币价格不成正比”，这会刺激商人热衷于追逐两地之间的货币价格差。这样就会带来商品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同时由于资源在不同国家之间分布的差异性，商品的流动最终同样会发展成为国际之间的流动。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货币价格的地区差同样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马克思和亚当·斯密的著作来看，两位关于全球化发生的动因和内涵的观点有所不同。就全球化的动因来说，马克思强调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而斯密则强调分工。不过，就根源来说，分工也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关于生产力发展与分工的关系，早在1847年马克思就在《哲学的贫困》中说：“在英国，机器发明之后分工才有了巨大进步，⋯⋯由于有了机器，现在纺纱工人可以住在英国，而织布工人却住在东印度。在机器发明以前，一个国家的工业主要是用本地原料来加工。⋯⋯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这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决定着社会分工的程度。但是，斯密在《国富论》中并没有直接涉及生产力的问题，而是直接从分工入手。就全球化的内涵而言，马克思认为是生产力发展的一种客观趋势，但这个趋势是完全被资本所“俘获”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是从分析资本利润下降的趋势入手的。资本是为了追逐更大的利润，而资本主义生产要继续维系下去就必须通过对外贸易来遏止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马克思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其一，与国内的生产要素相比，通过对外贸易可以使不变资本的要素变得更为便宜，也可以使可变资本转变成的必要生活资料变得更便宜；

　　其二，对外贸易是同生产条件较为不利的其他国家所产生的商品竞争，因而比较发达的国家以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自己的商品，利润率也将得到提高；

　　其三，与殖民地的贸易有关，由于殖民地发展程度较低，劳动的剥削程度更高。虽然马克思与斯密所分析的对象不同，但都揭示了资本主义时代全球化发生的原因在于技术与分工。

　　当代意义上的数字全球化发生的原因也一样离不开技术和分工，但它们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功能已经与昔日完全不同，其中关键性角色和发挥至关重要功能的是技术，分工的功能已经可以完全忽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分工，而是是否存在分工，对于数字全球化已经意义不大了。那么，技术究竟怎样催生了数字全球化呢？

　　互联网是战后科技革命的技术成果，当时是全球化的助推工具，信息第一次具有了交互性和共时性。更重要的是，互联网支撑了战后虚拟资本的全球流动，资本的全球流动是传统意义上全球化的内涵，所不同的是，在互联网兴起之前，资本流动受到交通运输工具的制约而非常缓慢，互联网为资本全球流动提供了新的传输工具即“信息高速公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之下，互联网已经成为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元宇宙等技术的支撑平台。没有互联网的支撑，工业4.0的所有核心技术都无法正常运行。

　　这就意味着，由资本主导和以资本全球扩张为内容的全球化，已经转变为以数据流动为内容的全球化。资本流动受主权的限制很多，而数据流动主要是在虚拟空间中，受主权的限制很少。尤其是在初期，不仅数据主权没有被认可，而且虚拟空间本就是完全开放的，没有任何限制。数据确权以后，网络空间的主权意义才得到强化。与资本流动相比，数据流动也基本上克服了“时间性”，即“无时间之时间”（timeless time），并构塑了一个“流动的空间”（space of flows），并彻底终结了“地方性空间”（space of places）。虽然数据主权所体现的是国家对控制数据权的主体地位，但事实上绝大多数数据并不掌握在政府手中，而是在企业掌控之下，且以不同的形态在互联网上流动或自存于相应的服务器上。国家以行政权力掌控的数据是非常少的一部分。而且数据来源也是多样、多渠道的，如来自互联网的数据大多分散在包括数据库如Oracle、DB2、SQL Server等，以及Excel、电子邮件服务器等数据源上；Hadoop（分布式处理平台）系统如Apache、Cloudera、Hortonworks、MapR，以及NoSQL数据库如Cassandra、HBase、MongoDB等也存储了大量的数据。此外，云应用如社交网站也存储了大量的数据，甚至是各种隐私性数据。这些数据绝大部分能够打破网络主权的限制而自由流动。

　　再次，数据既是“金矿”，也是技术本身，数据流动既是资产的全球流动，也是技术本身的全球流动

　　迈尔-舍恩伯格和库克耶就指出，数据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矿”，其价值绝大部分隐藏在表面之下。更重要的是，数据流动形成一种特殊的“流量经济”，因此数据的流动就是“矿”的流动。所谓“大数据”不是指数据规模大，而是对海量数据的挖掘、分析而形成的一种算法技术。只要数据流动，就会被作为算法的对象，因而数据流动本身就是技术流动。这是数字全球化与传统全球化最大的区别。

　　数字全球化是基于互联网又超越互联网的一种全球化现象，是以数据流构成的数字经济新形态。从这一点来看，数字全球化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客观趋势，但由于这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具有高附加值的特点，主权国家试图左右的是数字全球化的价值流动和流向而不是主导数字全球化本身。

　　在核物理学中有两种力量：核裂变和核聚变。核裂变就是一个大质量的原子核分裂成两个比较小的原子核，而核聚变就是两个小质量的原子核合成一个比较大的原子核。爆炸属于核裂变，而氢弹爆炸则属于核聚变。一般来说，核聚变释放的能量比核裂变更大。我们用这个原理来解释传统全球化与数字全球化的动力问题，即它们分别属于技术裂变和技术聚变，从而形成的是两种不同效果的力量：技术裂变对全球化产生的是助推力，而技术聚变对全球化产生的是强大的牵引力。

　　技术发展的一般现象是，最初都是从无技术中分裂出来一些普通技术，又进一步分裂出来某些具有革命性的技术，从而引发工业革命这样的社会现象和技术现象。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工商业，这是技术的一次“裂变”。在欧洲，这个技术“裂变”大约发生在10—11世纪，也就是中世纪的中期。技术的“裂变”推动了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兴盛，因为相当一部分富裕的农民先从农民阶层中走出来，城镇便不断产生和发展，人口也不断地迁入，在此基础上，商业也不断发展起来。为了竞争的需要，相关的行会也就应运而生，“行会对中世纪城镇来说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这种情形被历史学家沃格林称为“新兴时代”，尽管沃格林并不是专指技术、商业，更重要的是指人类活动从传统的政治领域扩散到哲学、文学和艺术领域，但技术作为文明创造物具有更加强烈的整体印记。

　　欧洲“黑死病”瘟疫以后，从蒙昧中分化出来的技术对全球化产生了巨大的助推力，而且技术自身也有了重大的发展。“14世纪的‘黑死病’促使人们寻找新的大陆，瘟疫蔓延到17世纪时则促使人们思考如何从技术上控制瘟疫”；工业革命也并非仅仅是生产工具意义上的革命，“科学技术尤其是医学及医疗技术的发明创造更早于生产技术的发明创造，甚至可以说医学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是工业革命的先导”。如果说资本对外扩张揭示了全球化的经济属性，那么技术的发展及其功能则揭示了全球化的助推力的技术属性。从这一点来看，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的确有左右两个轮子。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就是在资本不断重组和技术不断发展这两股力量的推动下来到20世纪的。然而，无论技术怎样发展，从工业革命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战后新科技革命，技术的变迁一直呈现出的是一种“裂变”的力量，即技术在社会领域不断被发明创造出来，它还没有重组社会领域的力量。尽管战后新科技革命出现了原子能工业、微电子工业、空间技术等，但技术依然主要是通过促进国际分工来助推战后全球化的。不过，战后科技革命诞生了“聚变”的“元技术”，即在诸多技术中处于基础性地位、起奠基作用的技术成果，也就是以微电子技术为内核的互联网。

　　数字全球化正是以互联网为平台的，而且还是全球性的数据流、技术流、资本流、价值流等。然而，这些流只是形式，其内容则是技术的全球性叠加构成技术“聚变”，正是技术“聚变”的巨大牵引力拉动着上述数据流、资本流、价值流等，从而演绎出与传统意义的全球化完全不同的数字全球化。下面我们来看技术“聚变”是怎样一回事，又是怎样以巨大的拉力来引导数字全球化的。

　　从各个方向牵引数字全球化的技术主要包括互联网、云平台、大数据、元宇宙等。互联网是作为支撑性技术而存在的，从客观上来看，互联网是无限延展的，是一个虚拟空间，但随着网络主权的确立，互联网又具有了物理空间的一些特征。互联网的无限延展客观上为数字全球化提供了基础性的支撑。云平台是基于硬件资源和软件资源的服务平台，它具有计算、互联和存储的功能。这是技术在战后时代的第一次“叠加”，也是第一次“聚变”。这种技术“聚变”对数字全球化的意义在于：

　　一是客观上可以提供全球性的自助服务，这种服务不是一般性商品，而是计算资源即数据计算服务；

　　由此可见，云技术是基于互联网的数据计算、存储、处理和共享的一种技术，这种技术初步解决了数据的全球共享服务，也因此彰显了数据全球化的必然性。

　　数字全球化的数据资源供给具有无限性，这种无限性的技术依托的是大数据——叠加在云平台之上的以数据挖掘和算法为核心的技术。大数据具有数量大、数据多样化、价值密度低、速度快的特征，这种技术具有强大的搜集功能和数据挖掘功能，再基于算法把全球数据汇聚在某种数据池或数据仓库中。大数据既然是基于海量数据的算法，那么也就意味着大数据能够借助于互联网、云平台两种基础性技术而将数据聚合在一起，再基于算法和强大的算力向全球用户提供相关的服务。这种全球性不是“扩张”的全球性，而是“聚合”的全球性。这更体现了数字全球化与传统全球化的本质区别。

　　叠加在大数据之上的又一新技术是区块链，它实际上是一组组的数据结构，一组数据结构至少包括数据层、网络层、共识层、激励层、合约层和应用层等要素。关于区块链与数字全球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区块链就是去中心化，包括区块链支持下的金融开放也是实现金融中心的去权力化和边缘化；

　　另一种观点认为，去中心化不仅是一种乌托邦，而且“去中心化”的表达是有问题的，应该称为“多中心化”才更加符合实际。

　　有学者指出：“利用区块链技术，银行可以跟踪所有公开透明的交易，不需要借助任何中介进行对账，这意味着交易不再需要托管行和代理行构成的网络，可以直接在区块链上完成结算。”从“多中心化”到“无中介全球透明交易”的“全球网络”，也同样反映了一种技术“聚变”拉动全球化的客观事实。

　　进入工业4.0时代以后，最新的叠加技术应该是“元宇宙”。“元宇宙”所牵引的全球化，是基于由互联网、大数据、全息投影、人工智能等技术合力打造的全时在线数字世界，是个体被数字技术与设备赋能，且其数字分身不受时空限制，在数字空间生成的全新的社会交往形态。不仅如此，“元宇宙”的出现还使网络日益实现了从传播工具到交往媒介的转变，数字交往成为社会交往的新形态。实际上，这既是社会交往的新形态，也是全球化的最新形态。

　　综合上述技术变化，我们看到了全球化变迁是这样一个“时间轴”：从基于技术“裂变”而产生的单一技术的个体性效应，在进入21世纪以后发展为基于复杂技术的“聚变”而产生的聚合效应。两种不同动力所产生的全球化，其形式和内容一定是大相径庭的。这也是我们需要用新的眼光和视角来认识全球化的根本依据。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我们可以发现，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展开方式有三种。

　　一是席卷式，即资本的全球扩张兴起了全球化浪潮，从而把落后国家纳入资本的“文明”进程中。这种方式的前提是资本必须走出其诞生地，只有资本所到之处才会被卷入全球化的进程，资本未到之处则会继续保留着其传统社会的面貌且按照自己的社会逻辑演变下去。

　　二是资本的单向性流动，即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向东方落后国家，这个流向基本上是不可逆转的。因为，东方落后国家没有资本对外输出，只有被动接受西欧的资本殖民。

　　三是与资本流向相反的利润单向流动，即利润从落后的东方国家流向发达国家。这个流向也是不可逆转的。这样才能维持资本对外扩张来实现其唯利是图的目的。

　　以上三个方面是兼容的，缺一不可的，三者共同演绎了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的实质内容。

　　然而，数字全球化的展开方式完全不同，正如前文所述，技术本身是牵引力而不是助推力，技术尤其是数据技术的发展所引发的数据流动，是数字全球化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因此，数字全球化的展开方式具有代入式、沉浸式的特点。

　　虽然技术牵引的全球化是技术“聚变”力的结果，但技术本身并不像工业革命时期那样是单点式的发明创造，即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地区出现某种技术的创造发明。工业4.0的技术发展是多元式展开的，即在世界各国、各地区都有新兴技术的发明创造。换言之，当今的技术创新策源地并非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和某种技术，而是呈现出多元性。比如，“工业4.0”这个概念始于德国，德国从2011年就发起有关工业4.0的项目，经过一年多的协调和实施，于2013年4月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推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德国是工业4.0的策源地。实际上，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就已经启动了“工业制造复兴计划”；欧盟也在实施“可信人工智能计划”；等等。

　　工业4.0的一系列技术成果如雨后春笋般地诞生，如云计算、工业大数据、工业物联网、工业机器人、3D打印、知识工作自动化、工业网络安全、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多元式展开实际上也意味着技术文化的全球多元互动。在传统的全球化中，文化不是多元互动的，而是西方文化对东方国家文化的强势碾压，以至于“全球化时代”演变成为“一个没有东方的全新的‘全球西方’，而它本来是必须面对东方来证明自身合法性的”。也正因为如此，西方文化来到东方的时候，往往会遭遇东方文化的强烈。

　　在数字全球化进程中，技术是多元互动的，技术所包含的文化同样也是多元互动的。数字全球化就是在技术的多元互动中展开，又被多元互动的技术文化赋能。新兴技术牵引下的数字全球化，本来就有强大的动能。新兴技术文化赋能更加增强了数字全球化的动能，使数字全球化展开的态势更加迅猛，因而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智能工厂”、居于全球价值链最顶端的“智能生产”，以及基于各种信息传感设备与网络形成的，实现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人、机、物之间互联互通的物联网。也就是说，技术“聚变”所引发的数字全球化，本身是“去中心化”的“裂变”式展开的；同时，技术“聚变”所产生的聚合力又使得数字全球化不会因为自身的“裂变”而如一盘散沙，甚至还会重塑新的“中心”。技术“聚变”产生的聚合力正是数字全球化“裂变”多元展开的牵引力，所以数字全球化形式上呈现出震荡和逆动的现象，这是技术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但在内容上依然是呈现全球一体化趋势的。

　　数字全球化为什么在形式上呈现出震荡与逆动，而在内容上又呈现全球一体化趋势呢？众所周知，全球技术发展不平衡，在当下尤其表现为全球性的“数字鸿沟”。出于狭隘国家利益的考虑，主权国家总是试图确保技术优势以赢得国际竞争，因此技术保密就会演绎成为一种保守主义的政策，进而造成全球化的震荡与逆动。但是，“数字鸿沟”造成了全球性的“数据位势差”，这正是数据流动不可逆转的客观环境。而且，数据流动恰恰又是数字全球化的实质性内容。更重要的是，数字资本在数据流动所创造的经济价值方面，对数据上游国家具有强大的诱惑，如全球数据传输、汇总和分析应用，这将加速数字技术的全球“聚变”。因此，震荡与逆动的形式无法阻挡数字全球化的趋势。

　　首先要明确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一定不是共赢式的展开，因为资本全球扩张的目的就是追逐最大的利润，无疑是掠夺性的。数字全球化则是一种共赢式展开。数字全球化进程中资本、利润都是多向流动的，而不像传统全球化进程中那样是单向流动的，这种流动方向具象化了数字全球化共赢式的展开方式。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当下的全球化内涵是大数据、区块链技术拉动的数字全球化，其本质是数据的全球流动，但无论数据是流出还是流入，都会产生价值。

　　从数据流出方来看，数据资产可以产生价值和利润，数据销售既是一种虚拟资产销售，也是支撑数据的实物经济的交易，因此数据流出可以获得收益和产生利润是毋庸置疑的。

　　就数据流入方而言，购买数据当然是购买了数据的实物所体现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并能够由此产生利润。更重要的是数据是“富矿”，是可以反复挖掘和利用的，这将会持续产生超大规模的价值和利润。这体现了以数据流动为内容的数字全球化的一种共赢式展开。

　　从元宇宙技术所揭示的数字全球化来看，元宇宙作为全新的社会交往形态，本质上是由人的思想与技术共同作用建构起来的数字生活空间，是基于思想与数据双重叠加的数据图像化、对象化。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一种应用区块链技术验证的数字资产即“非同质代币”（non-fungible token，NFT）。因此任何人、任何机构只要以数字身份进入元宇宙之中，就会在数字社会中基于相关的数字规则而获得公平的数字身份和数字资产表达。至少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元宇宙技术是一种零和游戏。当然，由于数字交往差异和数字资质（数字素养）不同，部分人会因此被拦在元宇宙之外，但只要获得进入的技术身份，任何人、任何机构都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享受这种技术带来的便捷与收益。

　　“包容”的意思就是既要囊括也要谅解与宽容，这里可以引申为不排斥。既然数字全球化是以数据流构成的全球经济新现象，那么全球的各种数据池不会排斥任何形式的数据资产，否则数据池就无法获得相应的数据之“矿”。而且数据搜集技术一旦设定了相应的算法后，就会不间断地对全球范围内的数据进行搜集和挖掘。当然，也由于先设定了算法，不属于算法规则的数据就会被阻挡在外，因而也就很难避免数据“茧房”效应；但这并不能阻挡算法规则内数据的全球流动。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数据的搜集与挖掘的过程，进一步揭示了数据技术的“聚变”及其拉动的全球数据流动。换言之，尽管存在着算法的有限性而使得一些数据被排斥在外，但在既定的算法之内，所有数据都被涵盖并且被纳入全球流动的数据流之中。因而，无差别的全球数据流体现了包容式展开的数字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此外，无差别的数据流必然会引发指向全球数据治理的国际关系互动。一方面，各国在隐私和网络安全等领域的监管和规则差异会实质性地限制跨境数据流动；另一方面，许多区域/双边优惠贸易协定中涉及的数字贸易规则均做出了放宽政府数据流动限制的安排，以及在确保实现合理公共政策目标的前提下，对数据的自由流动提出了“取消数据本地化”的基本要求。

　　这也就意味着，数字全球化并非以牺牲个体隐私和国家网络安全为代价，而是以确保隐私与国家网络安全为前提，追求数据开放式流动的包容式展开。这就必然涉及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价值基础问题。包容不是消除差异性，而是在差异性中寻找共同之处。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都是基于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以及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来构建自身的价值基础，这个价值基础就是“价值最大公约数”，只要找到这个“价值最大公约数”，那么全球化的包容式展开就获得了价值支撑。

　　尽管数字全球化是多元式、共赢式、包容式展开的，但并不意味着数字全球化是纯粹的收益而没有任何风险。数字全球化是以数据的全球流动为主要内容的，而数据本身就包含了众多风险。只有认识数据的风险，才能够认识数据流的风险，也就是数字全球化的风险。

　　一般来说，落差越大，则河水的流水越大，也就是其动能越大。数字全球化以数据流动为内容，数据流动也如河水流动一样，只要有数据需求的欲望，那么数据和信息存在的落差越大，则获利的机会就越大，因而数据流动的动力也就越大。

　　国际经济发展不平衡引致的“数字鸿沟”也在数据流中不断加剧，从而加大了国际经济新的不平衡，于是，传统的霸权也会在数字全球化中以数据霸权的形式表现出来。数据霸权具体会表现为诸如数据控制、网络威胁、数据技术垄断等。

　　其二，数字全球化的数据流动不仅解构了原来的全球产业链、全球供应链，而且还重组了全球价值链

　　传统的价值链是基于产业分工而确立的，处于全球价值链顶端的是新兴服务业，处于全球价值链底端的则是原产地生产环节。然而，数字经济所塑造的全球价值链不仅消弭了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分工，还使得数据原发地处于新兴的全球价值链的顶端，因为数据原发地本身也是拥有数据强大算法能力的地方。因此，数字技术的强大赋能效应不仅造成了全球价值链的结构性改变，而且导致全球价值链缩短和产业的高速回流效应。正因为如此，以新兴服务业占据传统意义上的全球价值链顶端的欧美国家，在数字经济中也纷纷迅速布局新一代信息产业、数字产业、生物技术产业等，以便通过“再工业化”来强化链主国家地位。这也就意味着以数据流动为主要内容的数字全球化不仅没有抹平原有的经济发展鸿沟和“数字鸿沟”，反而强化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加剧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环节的失衡和“数字鸿沟”。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脱嵌”和国际关系“脱钩”的风险更大。

　　其三，在数字全球化进程中，世界风险社会将以数据隐私、数据安全和国家数据能力即算法能力表现出来

　　工业4.0以数据技术塑造了全新的国家实力要素，“一方面大数据是国家实力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基于大数据的加入，国家实力的其他各构成要素获得无形倍增，使得整体国家实力获得巨大提升”。算法与算力的对象就是数据，目的是通过对数据的算法而获得更大的超值收益。然而，数据即实力则意味着数据的全球流动本身就是国际博弈，在这种博弈中，强者不仅数据搜集能力强大，而且数据的跟踪和监控能力也同样强大。因为数据流出和流入对数据自带的隐私会产生“损耗”，相关国家的安全也会“顺手牵羊”被带走。所以，数据能力越强大的国家越会担心自己的安全“损耗”，因而也就越会增强自己的算法能力、监控能力。在这种情形下，数据能力弱小的国家则会更加担心自身的国家安全和数据安全，从而在这两种国家之间产生严重的信任赤字。数据的顺畅流动需要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信任赤字是数字全球化的最大障碍，也是国家之间“脱钩”的最大风险来源。

　　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是一个开放性的资本扩张过程和经济趋势，但它的反馈是有限的。数字全球化由于是基于互联网的数据流，客观上来说，不仅是开放性的而且还是交互性的，它的反馈是无穷大的。然而，主权国家的数据流强调的是结果即收益预期值，数据流动作为输出值是受收益预期值调控的。这种调控长久下去必然会导致数据流动自身形成一个闭环系统，一旦这个闭环系统固化，那么就不能称其为全球化了，而只是纯粹的一个个独自闭环的数据流。在闭环系统中的数据流最终会因数据衰竭而衰竭，尽管数据在不停地被制造出来，但在闭环系统中时间长了数据会逐渐成为无用和无效数据。数据流的衰竭也就意味着数字全球化的衰竭。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的确会因一些国家的保护主义政策、战争与冲突、制裁与反制裁等而逆动和震荡，但全球化无论如何不会停止和逆转。然而，无用和无效数据在闭环系统中的不断复制，完全排除了开环系统的可能性和有效数据的进入，这就必然导致数据流自身的衰竭；那么，数字全球化则完全有可能因此而衰竭。这种风险人们很少注意到，但一旦发生必将是全球性的数字经济危机大爆发。

　　全球化虽然开启于资本主义扩张时代，迄今已历经数个世纪，但无论是动力还是内涵以及展开的方式，肇始于资本主义时代而发展到20世纪后半叶乃至21世纪初的全球化与当下的全球化都是大相径庭的。当下的全球化之所以被冠以数字全球化，就是因为其根本性的动力在于技术，更重要的是技术不是助推力，而是一种牵引力；而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的动力更多是资本欲望所致，技术和分工只是一种助推力。数字全球化虽然内涵广泛，但核心内容是数据流；数据技术与数据流牵引着数字全球化的全球拓展。

　　数字全球化的展开方式彻底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资本—利润单向式流动的展开方式，而是技术与数据流营造的多元、共赢、包容式展开方式。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是资本扩张的结果，也可以说是以资本扩张为开端、以利润的回收为目的，技术只是助力工具。然而，数字全球化的一切都表现为数字化和数据，技术与数据的牵引力使数字全球化不需要以有形的形式展开，而是以无形的或虚拟的形式在全球展开；而且技术和数据还不断对数字全球化赋能，使之不断获得全球展开的加速度。

　　“数字鸿沟”和数据流动必然引发安全问题，而数据的监控和对国家安全的忧虑却又可能导致数字全球化陷入数据流的闭环系统。这样的闭环系统与全球化的开放系统是相悖的，其结果很有很大的可能是数字全球化的衰竭。人类社会总是不断走向开放的，但技术与数据流的闭环会导致人类走向封闭的趋势，这或许是在新兴技术条件下很少人能够感知到的一种特别的风险，这也是一种技术异化可能引发的全球化风险。